1914 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 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联合其他左翼政党，从临时政府手中夺取政权。在 1918 年第五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苏俄宪法中明确宣布，俄国为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和地方全部政权均归苏维埃掌握。此外，在 1918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还更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
1919 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制定了远东总政策。由于此一档案尚未公开，我们只能从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派往远东落实此一总政策的全权代表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交的一份在东亚各国人民当中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提纲一窥大概。他的报告得到了政治局的赞同，成为政治局给他下达的“在远东具体实施这个提纲的指示的基础”。政治局指示的要点是：
1.苏俄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的冲突，并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加剧这种冲突。
2.唤起中国、蒙古、朝鲜人民争取摆脱外国资本家压迫的自觉行动。
3.努力支持东亚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同日本、中国、朝鲜的革命组织建立牢固的联系，通过出版物和传单的形式来加强鼓动工作。
4.积极帮助朝鲜和中国建立游击队组织。
显然，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指示中的第一点是苏俄远东的总政策，从而决定和制约了其他三点。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加剧中、日、美三国的冲突是远东总政策的核心。不过这三个国家在远东总政策中扮演的角色却完全不同。本文只对日本和中国在苏俄远东总政策中的位置和所扮演的角色进行分析探讨，不涉及美国。
1．日本在苏俄远东总政策中的地位和角色
首先我们来看看在远东总政策中，日本究竟处于何种位置，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要看清这一点，就不能不回顾一下沙皇俄国的远东政策和沙俄与日本在远东的利益争夺。
从俄国的地缘政治来看，俄国的远东面对的是中国东北地区、岛国日本、半岛朝鲜。跨过太平洋就是美国。19 世纪，沙俄在缓和了与欧洲诸国之间的冲突后，将势力范围扩张至远东。对于寒冷的俄国东部地区来说，极需要不冻港作为出入太平洋的通道。它看中了中国东北的旅顺口。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日本采取“脱亚入欧”的基本国策，国力逐渐增强。论是在军事上、制度上还是在心理上，自以为可以彻底征服中国，于是便开始了它的扩张计划。扩张范围包括中国东北和朝鲜。由此，日俄双方在中国东北地区、朝鲜便发生了利益冲突。正是在这种情势下，1894 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结果中国惨败。根据《马关条约》，辽东半岛归属日本，包括旅顺口。这就严重威胁到了沙皇俄国的远东战略。此后在俄国、德国、法国等国的斡旋下（即三国干涉），日本同意由清政府出钱赎回辽东半岛。
甲午战争之后，远东局势发生巨大变化，为此中国制定了联俄抗日的外交政策。1896 年清政府特派李鸿章以祝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为由前往俄国，与沙俄秘密签订了《中俄御敌相互援助条约》（简称《中俄密约》）。本来中国只是想与俄国签订一份防止日本再次侵华的军事条约，可俄国人却提出一个先决条件，即在满洲修造直达海参崴的铁路。俄国人提出的理由是，俄国的兵力都在欧洲，没有与海参崴连接的铁路，俄国无法运送军队。只有修筑这条铁路，俄国才能在发生紧急情况时给中国以紧急援助。李鸿章明知此先决条件于中国极为不利：不仅使俄国抢先占有了中国主权，而且一旦有事，中国将完全受控于俄国。但结果还是忍痛与俄国签订了秘密条约。其中规定，清俄共同协防日本，俄国在中国东北修建铁路。这条铁路在经过中俄双方的激烈争执之后，正式定名为大清东省铁路，又称中国东省铁路，简称东清铁路[2]。条约签订后，沙俄即着手修建了满洲里经哈尔滨到绥芬河的中东铁路主线，与俄国境内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相接。
前述秘密协定刚刚生效，1897 年俄国海军就占领了中国的旅顺口。1898 年 3月，沙俄以干涉还辽有功为由，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规定沙俄租借军港旅顺口、商港大连湾 25 年。根据《旅大租地条约》，沙俄又修筑了从哈尔滨经长春、沈阳到大连的中东铁路支线，全长 2437 公里，贯穿中国的东北三省。这样，俄国西伯利亚大铁路可直达中国旅顺口。
稍后，沙俄又于 1898 年 5 月 7 日，再次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旅大租地续约》。为此，中国政府请美国政府调处俄国违约、霸占满洲利益事宜。美国政府则表示，除非俄国表示愿意调处，否则美国很难干预。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保全中国疆界，商业利益均沾。由于俄国政府已明确表示拒绝美国调处的态度。美国总统考虑再三决定还是退避三舍，因为如果为此开战，有违宪法，美国国会难以通过。
1900 年，义和团事变中，俄国占领了东北全境。1903 年，从哈尔滨到旅顺，贯穿满洲的东清铁路南满支线全线通车。这样当然又威胁到了日本在中国东北占得的利益。1904 年，在中国的东北地区爆发了日俄战争，战争结果以俄国惨败而告终。日本承继了原沙俄在华攫取的利益，因此成了俄国远东的大敌。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乘机攫取了德国的在华利益，接着控制了山东。1915 年又以武力征服中国相要挟，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其中第二号提出了日本在南满及内蒙古东部享有的特权，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和南满及安奉两条铁路期限延长九十九年，吉长铁路管理经营权委以日本政府等。
一战期间日本派出了多达 7 万人的军队占据了库页岛以南全部沿岸地区。一战后，日本又迟迟不愿撤离驻扎在西伯利亚的军队。所有这一切都加剧了日俄双方的矛盾，也加剧了远东的紧张局势。
以上便是苏俄远东总政策里日本所处位置和担当角色的历史背景。苏俄建国后，日俄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未改变，远东局势也未缓和。相反，日俄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冲突不仅加剧，而且扩展到了整个中国。另外就苏俄的阶级斗争和帝国主义理论而言，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属于与苏俄对立的帝国主义阵营。通过历史背景、地缘政治、意识形态三个方面可以看出，在苏俄的远东总政策中，日本的位置处于苏俄的对立面，构成了对苏俄远东的最大威胁。因此，苏俄需要抗日。
2．中国在苏俄远东总政策中的地位与角色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在苏俄的远东总政策中又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以马克思主义为其建国的灵魂。马克思主义恰恰又不是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它的最终目的是解放全人类，建立全球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精髓同样体现在苏俄第一部宪法中，并以刻印在国徽上的形式向全世界公开宣布：“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就是说，在理论与实践的过程中，共产主义是一个突破任何国家界限的运动，而先以列宁、后以斯大林为首的苏俄共产主义者们在俄罗斯本土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后，便试图通过国家的力量去实现他们的理想，建立世界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当然，它的心脏是莫斯科！
1919 年 3 月，列宁和追随他的共产主义者们在莫斯科组建了共产国际，也称第三国际。所谓第三国际，一方面用以区别马克思作为创始人之一于 1864 年建立的第一国际[3]和 1889 年到 1914 年间的第二国际[4]，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彰显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连贯性与不同阶段。然而这三个国际的目标与职能却大不相同。第三国际的基本目标与任务十分明确，就是世界革命。3 月 6 日通过的“共产国际宣言”向全世界发出了号召：
“全世界的无产者，在反对帝国主义兽性、反对帝制、反对特权等级、反对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反对各种各样的阶级压迫或民族压迫的斗争中联合起来！全世界的无产者，在工人苏维埃的旗帜下，在夺取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的旗帜下、在第三国际的旗帜下联合起来！”
共产国际这种咄咄逼人、全面出击的架势，并不仅仅是口号，而是以一个新的帝国为坚实后盾的实际行动与此同时，列宁在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中提出了构建新的世界秩序的核心点：
“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变都必须围绕着一个中心点，就是围绕世界资产阶级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
一战后，因不满俄国单方面退出对德国的战争以及沙皇俄国的债务问题，1918 年底，协约国的英、法、日、美、中和波兰等国对这个新生国家进行了武装干涉；原俄罗斯帝国境内持不同政治主张的各派势力联合起来组建了白军，发起了内战；原沙皇俄国境内的一些少数民族也相继宣布脱离俄罗斯，建立了数个主权国家，包括乌克兰人民共和国（1917～1920）、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1918～1921）、库班人民共和国（1918～1920）、亚美尼亚民主共和国（1918～1920）、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1918～1920）等。显然，列宁在这里提出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变都必须围绕反对苏俄的斗争这个中心点，有其现实需要。但纵观整个苏联历史，无论是建政初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冷战时期，可以说，苏联的对外政策基本都贯彻了列宁的这一指导思想。
列宁这种把自己国家的利益置于世界中心的理论自信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来源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即它的世界性；二是来源于苏俄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再者恐怕就是这个国家本身的特色——巨大无比和强势扩张的传统。
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然而苏俄建国后，一方面承继了沙俄的扩张传统，与共产主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特征一拍即合；另一方面又向经典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挑战。列宁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后，经过近 4 年的鏖战，新生的政权击败了外国的武装干涉，占领了宣布独立的国家，击溃了白军。1922 年 12 月 30 日，由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联邦（包括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共同组成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斯大林在列宁去世之后，做出了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论断，并于 1924 年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一国内建成的理论。
这就修正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改变了共产主义运动方向，同时为将苏联置于世界的中心位置提供了理论依据。换句话说，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可以被突破并为“我”所用（即所谓灵活运用）的时候，当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可以与“我”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那么“我”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名义下，根据“我”的利益需要填写、补充任何为“我”所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美其名曰发展、完善了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样一种似合乎逻辑的思想背后，在种种冠冕堂皇的理论背后，苏联要（制定了）完成独霸世界的计划：建立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世界性的苏维埃联邦。“通过联邦制这一过渡形式使各民族劳动者走向统一，在苏维埃制度和苏维埃运动基础上产生新的联邦国家。”
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显然必须以国家作为坚实的后盾。只有这样才能强行对其他国家进行苏维埃化。在苏俄的理论武库中，不乏诸如“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帝国主义”这样的尖锐武器。
那么在以苏俄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中，那些落后弱小的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又在哪里呢？列宁认为：“这些民族根据自己的痛苦经验深信，只有苏维埃政权战胜世界帝国主义，他们才能得救。”在列宁看来，建立政治上独立的国家不过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幌子。除了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联盟，附属民族和弱小民族别无出路。
为了这一“美好”前景，作为附属民族和弱小民族又该为苏俄做些什么呢？
列宁告诉他们：“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并为此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
很遗憾，在列宁世界革命的版图中，在列宁划分出来的弱小落后国家的行列里，中国不仅身在其中，而且敬陪末位。这就是中国在苏俄世界革命战略中所处的位置和将要扮演的角色
当我们看到了在苏俄的世界革命战略这一大背景中中国的位置和角色后，就不难理解中国在远东总政策中所处的位置和所应该扮演的角色了。如果我们把那些富丽堂皇、令人眩目的理论外衣剥去，一幅赤裸裸的图景便展现了出来，那就是：中华民族的利益必须服从于苏俄的利益，中国必须顾全以苏俄为中心的这个大局，只有加入到苏俄的苏维埃联盟中，中国和中华民族才能得救。在“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变”时（的关口），中国都应该为了保卫、维护苏俄这个中心而勇于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
很不幸，后来的历史一再证明，在世界政治的多次事变中，诸如后来发生的9·18 事变、7·7 卢沟桥事变、二战、战后新秩序、朝鲜战争等，中华民族都在为苏联承担着巨大的民族牺牲。
（摘自夏白鸽：9·18 前后苏联的两个中国政策及抗日政策探究，作者夏白鸽是维也纳大学东亚学院汉学系高级讲师）
天 下 见 闻 